《抚松民国往事寻踪》

文/阚世良

（一）大帅府的酒席

这是张作霖一生中引以为豪的一幕。

民国八年即年11月，张作霖宴请奉天省农民老人代表到奉天省公署吃饭。此时的大帅已升任东三省巡阅使职位一年多，重要的是，他已牢牢控制住奉、吉、黑三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要与民同乐。

这次宴请所选代表标准是“于官场社会无联络者”且年龄在60岁以上者。各地名额为：大县8人，中县6人，小县4人，全奉天70余县共多人。凡来报道者，统一分配到沈阳的亨昌、聚隆、鼎昌、普升等有名的客栈居住。

席间，大帅发表即兴讲演，就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发展教育和经济的话题作了重要指示，并亲切地对来自各地的贫下中农嘘寒问暖。就餐时，很多农民都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饭菜，感到既兴奋又不安。见大家都很拘束，张大帅首先动筷，并动情地说，我也是农民出身，也是受苦人。早想和乡亲们近乎近乎，一直忙于国事没空。一席话感动的在场人无不热泪盈眶，当时就有人高呼：“张大帅万岁！”大帅恳请大家提意见，有人提出奉军军纪不严，到乡下要吃梗米白面，不给就打骂百姓。大帅很是生气，宴会后把团长以上军官叫来臭骂一顿，后来奉军军纪在关外一度大有好转。

这样面询地方疾苦之事在民国十二年又进行了一次。在民国版《抚松县志》中留下了选送农民乡老的名单，简单介绍了他们的品行。第一次是：王永俊、陈慕、葛文瑞、安茂林。第二次是：王永俊、刘庆云、韩魁三、翁国宝。不知他们的后人是否还在抚松，是否听老人讲起这段难忘的经历。

（二）王理堂德政碑

民国版《抚松县志》中提到过一处碑文，曾立于抚松县城西江沿。碑文题目是《东边道尹王公理堂德政碑》。王理堂是谁？抚松县人为什么给他立碑？下面就慢慢道来。

王理堂的大名叫王顺存，字理堂。河南商城人。年（清同治二年）生，曾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多地任职，是仕宦经历丰富之人。年任东边道尹。(东边道是年盛京将军崇厚上奏朝廷，经批准设置的。民国年间，东边道管辖范围包括安东、通化、凤城等20余县，总面积接近今天辽宁、吉林两省总面积的一半。年奉天省改为辽宁省，东边道被撤销。)他能当上东边道尹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在年当上奉天督军后，很想治理好辖区内匪患猖獗的情况，苦无良策及治理人才。当他听说王顺存在黑龙江任职时治理匪患颇有成效时，就邀王来奉。可谁知王顺存晚清在海城县任过知事，为政期间，他勤政爱民，嫉恶如仇，曾将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二连子”的亲哥哥张海鹏为给弟弟报仇，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十八口全部打死，结下血海深仇。张海鹏此时在张作霖手下当旅长，听说王顺存要来，当即拍案而起扬言要报仇，还派出杀手迎接王顺存。张作霖掂量自身实力，感觉还无法完全节制手下，保护好王顺存，就暗中派人通知王离开奉天，保全性命。三年后，张作霖成为真正的东北王，再次大张旗鼓请来王顺存，任命他为东三省清乡督办，专门清理土匪，后任东边道尹。王顺存上任后，征剿得力，三年内将各地土匪肃清，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为东北在民国时期经济迅速发展远超内地奠定基础。

解读抚松县立的王理堂德政碑文，可知：王理堂任事后，“四赴东边，往来山林中九千里，”采取“创募林警”“设互保之法”“伐树修道”“择要筑防”“长途设电”等措施，当年“盗案减三百余起”，立马取得显著成效。

王理堂德政碑在文革期间被销毁，随着岁月流逝，现存的抚松老人很少知道王理堂的情况和抚松县人为感谢他剿灭土匪所作贡献而立的碑。

关于王理堂的故事还很多，他任东边道尹期间，巡边宽甸县，造访过一位经历过“两朝七帝五总统”后以一百六十四岁高龄去世的老人阮国长，为他赠送四字匾额：国光人瑞。

王理堂没有亲生儿子，将亲侄子王霁初（本名王心锐，因是长子长孙，便号“霁初”）过继为子，他很想让孩子报考理工科大学，将来作个工程师或者安排他到东北作官。可是霁初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任性地对伯父的想法置之不理，还“不务正业”，学起了京剧，并花钱办起了戏班子。远在东北的王理堂鞭长莫及，发誓要找机会好好管教并以家法处置。谁知王霁初在河南商城老家写了一部《艺术论》，引经据典大谈唱京剧的好处，并翻印成书，邮给伯父兼父亲。并说：“只要此书留世，即令被伯父杀了，也会含笑九泉。”王理堂无可奈何，只好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年12月，商南起义建立起的红三十二师智取商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思想进步的王霁初连夜即兴编了一首《取商城》的歌曲，交给红军传唱。在红军领导人的动员下，王霁初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红军部队中，他创作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的革命民歌，这首歌成为红四方面军征兵动员期间唱得最响最出名的歌曲，很多人就是听了这首歌，内心被打动参加革命的。后来《八月桂花遍地开》成为全国28首经典革命历史歌曲之一。可惜的是，王霁初并没有亲眼看到共和国的诞生。他于年牺牲。是死于战场上还是死于肃反中，已无法考证。关于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的作者，也有不同的说法。

（三）翁国宝

在大帅张作霖第二次宴请奉天省农民代表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叫翁国宝。对于他来说，奉天省公署建筑的前身就是曾经风光无两的盛京将军衙门，当他再次踏入这座代表东北最高权力机构、手握东北命运脉络的建筑场所时，已是时隔四十八年。对于当年那个“闯关东”人普遍寿命都很低的年代，48年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一生渡过的时光。

中国建筑工匠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历来很低，一般是很难青史留名的，能留下姓名的人往往是以沾光的形式，附在有权力的官员名字之后。

抚松县民国期间，来了一位能工巧匠翁国宝。现在抚松县尽人皆知的是：抚松县政府衙门的设计建造和仙人洞岫云观的所有木工雕刻均是他的作品。当年张元俊县长请他出山时，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工程完工后，张县长专门为他题赠“急公好义”匾额，以彰劳绩。至于其它情况后人就知道的不多了。其实他在来抚松之前，早在二十多岁时就已成名立腕了。

在光绪二年（年），盛京将军崇实招工匠改建将军衙门找到的就是年轻的翁国宝，工程完工后显得比从前更加壮观，并成为沈阳城当时仅次于故宫的第二大建筑，俗称为“督军府”。在督军府的两侧，还建有威武高大的东辕门和西辕门。建造过程中，翁国宝因“精于木工刻画，均极嘉妙，玲珑空幻，颇有匠心”，得到了崇实将军的奖许，称其为能工巧匠。

崇实（－年），字朴山，道光三十年（年）进士。咸丰二年（年）授翰林院编修。是完颜家族后人在满清朝廷中为数不多的任官职最高者。光绪皇帝继位以后，崇实任盛京将军兼刑部尚书。崇实死后，光绪皇帝赠其为太子少保，并给予“文勤”谥号。他对奉天地区社会发展、百姓生活做出重大贡献，后人将他与另外两人合建“三贤祠”作为纪念。他的弟弟崇厚，因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出名。

在《沈阳传说故事集名人集》中留有一则关于翁国宝的传说。

光绪三年，宽甸县建治，翁国宝因技艺高超，承揽下所有衙署、庙宇等宏大工程。可惜的是，“督军府”因年久受损严重，在沈阳解放前就已被拆除；他在宽甸县和抚松县留下的作品，今天也早已荡然无存。

据《抚松县志》记载，翁国宝原籍锦县人，（今天的凌海市，名人有张作相、萧军等人）“为人忠诚爽直，有侠义风”。象他这样的能工巧匠，完全可以在大城市一展身手，为什么会在老年选择来到抚松这样偏僻的地方生活，他的技艺是从哪里学到的，是否传给后人，他的身世如何，他的晚年生活怎样，无人知晓。

在已故学者袁毅的著作中，发现了有关翁国宝在抚松的传说。有一个故事《高道姑献图》，讲的是县长张元俊欲将仙人洞的“岫云观”规模扩大，改建成“关帝庙”，请来翁国宝师傅。老人已经近六十岁（原文如此，实际推算年龄应为八十岁），也不画图，从山上伐的松木，扔的东一根，西一根，满山遍野。他叫徒弟们今天在这块木头上凿个眼，明天在那根木头上打个卯，谁也看不出他要怎样建房。张县长来视察，着急又不便发作。只有仙人洞的高仙姑看得明白，她买来图纸，用香作笔将一根根木头排上号，画好图。等上梁那一天，翁国宝不慌不忙，指挥工匠们将摆在地上的木头有序地上了梁，一根木头没剩下。悬梁吊柱，斗拱托屏，没用一个铁钉，全是卯榫咬合，严实合缝，将众人看傻了眼。惊叹间，高道姑指挥众徒弟将所绘图纸拿出，逐张讲给张县长和众人听，与实际安装顺序丝毫不差，张县长连呼奇才，重赏了翁师傅和高道姑。

“关帝庙”建筑和图纸均毁于文革中。

还有一个故事《姊妹庙》，是说有一在仙人洞出家的老道悟正师傅俗名李正义，在近四十岁时，抚松县连年灾荒，庄稼欠收，道士们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不得已，他还俗当兵，跟随部队在东北转悠。有一天晚上，部队开进一个大镇，被安排驻在一个大庙里。李正文起夜，惊讶地感觉好象回到了仙人洞，他发现这里庙宇建筑同抚松县“关帝庙”建筑一模一样，连大殿里的马的造型色彩也都一样，难道是在梦中又回到了家乡。惶惑间，庙内道长走出，攀谈之下，得知这两座庙的设计施工者都出自一人就是翁国宝，他因年岁已大，积劳成疾，已然过世，坟墓就在庙外不远。李正义听后，感慨万千。后得知这处与抚松关帝庙一样的建筑在宽甸县，也就是说翁国宝师傅最后死于宽甸。

附录：巧匠翁国宝　（吴占科搜集整理）

早先年，在沈阳故宫南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盛京将军衙门。这座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组织者就是民间建筑巨匠翁国宝。

翁国宝，锦县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

传说，翁国宝自幼热爱劳动，好学上进。五六岁时便常在父亲身边聚精会神地观看父亲干木匠活，还很有眼力见。常帮助父亲拿这拿那。他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小宝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木匠。”翁国宝到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到外面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木匠活了，他干活非常认真，学习十分刻苦，不但在手艺上不断长进，还善于动脑筋想问题。有一次，他问父亲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盖房之前，要把房基垫的那么高？第二，为什么在土墙的下面砌一截石头？第三，房梁为什么中间的那么粗，两边的那么细？第四，房脊为什么比房檐要高出那么多？他父亲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十分惊讶，便高兴而耐心地告诉小国宝：“垫房基是因为夏天雨水勤，防止被水淹了；土墙下面砌石，是为了防止地下水分顺土墙反上来，造成土墙塌落；房顶上的全部重量有一半压在中间梁中，所以要粗一些，压在两边梁上的重量只有中间梁的一半，所以要细一些；房脊高于房檐，是为了雨水泻水快，房子不漏雨。”小国宝听了父亲的解释以后，天真地说：“我一定要好好记住这些道理。”从此小国宝学习木匠活的兴趣就更大了。翁国宝到十五岁的时候就能独立做木匠活了，做的活还又好又快，常常受到老一辈的夸奖。随着小国宝知识和手艺的提高，逐步出现了这样的事。他在干活中碰到了问题，问他父亲，但他父亲有时也解释不清楚。他父亲的知识越来越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了。于是他就到处打听手艺高明的木匠，一旦打听到，便不管多远也要登门去拜师求艺。他给人家干木匠活不计较工钱，只要能学到手艺，给钱多少，他不在乎。有一次离他家很远的地方要修一座大庙，他听说以后，觉得修大庙是一件大活，不但结构复杂，工艺也要求高，干这个活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于是他就背着行李卷赶到工地，要求参加这项工程干木匠活。主持修庙的人看他年纪小，怕把活计给干坏了，不收他。他苦苦哀求，宁肯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就行，并当场干了一个活计给大家看。主持修庙的人，看他态度诚恳，手艺也不错，便把他收下了。庙修了近一年时间才修成，在这近一年当中翁国宝白天干活，晚间向老师傅请教，每天都熬到深夜。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修庙的老师傅，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大家都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他。建庙的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雕刻画面他都认真画下来，反复琢磨，还在各个关键地方都作了注解。庙修成了，翁国宝也累瘦了，但他在这里所学到的技艺，却为他尔后成为建筑巨匠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翁国宝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便成了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了，他在锦县的家乡，设计和建筑了许许多多的外型美观、结构合理、工艺精湛的各类建筑，为当地老百姓所称颂。

光绪二年（年），盛京将军崇实要在沈阳重新建造盛京将军衙门。他到处招募能工巧匠，决心要建一个象样的衙门。消息传到了锦县，很多人推荐翁国宝，于是他便应召来到沈阳城。崇实经过认真的考核和挑选之后，确定翁国宝为这项工程的主要设计者和施工的组织者。

翁国宝接受这项重任以后，便日以继夜地开展工作。在设计前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好几个设计方案，交崇实审查。当设计方案被批准以后，他便和其它工匠一起画出详细施工图，然后准备材料，组织工人严格按设计施工。其中建筑物上的所有精美的雕刻，都出于翁国宝之手。工程完成以后，不但崇实非常满意，所有路过之人，无不交口称赞。

这位辛劳一生的民间巨匠卒于一九三二年，享年八十六岁。

（四）许中枢之死

查民国版《抚松县志》可知，抚松县第一任设治委员叫许中枢，在任两年，后于民国元年十月，再任县知事，之后就离开抚松，不知去向。许中枢又作许中书，字位三或味三，河南项城人，他曾与刘建封一起踏查过长白山，留下《调查长白府抚松设治报告一卷》（现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抚松县志评价他说：“性温和，平易近人”，“颇多善政”，“综计两任，惨淡经营，厥功独伟”。那么他离开抚松县后又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人考证。这里提供一些线索供参考。

许中枢第一次于抚松离任后，到昌图府通江口作了一段经历。前任为程学恂（同江厅江防同知，举人出身）与周增祚，但资料里误将许中书字号写作售三。

再次抚松离任后，他回到了他的家乡河南一带作官。许中枢与张凤台、李廷玉等人都与袁世凯、徐世昌有联系，可以说都归属于袁氏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成员。“背靠大树好乘凉”，自然不愁没有官作，但是许中枢运气很不好，他在河南商城任县知事时，遭遇了白朗起义军。（商城现隶属于河南信阳市，这里共走出了洪学智等在内的54位共和国将军，红色艺人王霁初创作的经典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从这里唱响全国。）民国三年腊月，白朗破商城，毙县知事许中书。在《白朗传》（张显明著）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县知事许中书，字味丹（这里又误把味三作味丹），安阳县人（《长白汇征录》里记许中书原籍为河南安阳县），年初来此任事，闻听白朗率抚汉军东来，光、潢失守，形势危急，……许中书认为大战在即，责无旁贷，只是县团队力量薄弱，不足以与义军抗衡。……许下决心说：“我决无去志，但愿诸公众志成城，誓死保卫此邑”……混乱之间，许中书肩部中弹伤，未中要害，队勇将其抬入城隍庙中，许犹说：“城已失，我有何面目见绅民，有死而已。诸君守土无责，勿效我。”言犹示已，入城的抚汉军搜索至庙，遂将许中书挟持往西街抚汉军司令部问话。至司令部，许犹大骂不绝，黎明时，将许拉至西城门根枪毙。事后，商城官绅将许中书事迹，呈报北洋政府中央，袁氏为鼓励替袁家政权效死的气节，命令对许中书照陆军上校例优恤。县绅熊宾并呈准为许中书建祠表彰。”

商城被义军攻破，河南护军使赵倜、河南民政长张凤台均感到脸上无光，纷纷至电袁世凯及参陆两部，说明情况。张凤台电文中称：“白狼之叔白瞎子并李鸿宾、宋老年等……大股巨匪直捣商城，围攻甚猛。该县知事许中书坚守力竭，遂失守，该知事殉难而死。”

县绅熊宾对许中书的惨死叙述更为详尽。熊宾(—)，商城县人，与张之洞是同榜进士，受其实业报国思想影响至深。在外地作官后两次回家乡，第二次赶上白朗破商城，亲历了整个事件过程，事后写有《商城失陷记》一书，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匪百般凌辱，该知事骂不绝声，谓尔等毫无限度蹂躏人民，是何道理。我但求速死耳，复何言。匪党怒极，用铁钉六颗，分钉两足，随钉随问其舒服否。该知事骂益烈，声震墙壁。伪司令又唆人火其胁，终不屈。黎明拉至西城门根，先以刀棒乱击顶门，受四刀体无完肤，卒以枪毙。”

白朗起义被认定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许中枢之死成为了袁氏政权的殉葬品，但是他的死却是如此惨烈，如果是死在抗日战场上，那他就是民族英雄。可惜的是，许中枢之死是一个时代悲剧。另外，白朗起义虽是正义行为，但由于不脱土匪行径，不受良民拥护，这也是白朗起义最终失败又少为传诵的主要原因。

（五）“犟由”由升堂

若问起抚松县历任县长，谁最有学问？恐怕许多人回答是写过“抚松十景诗”的张元俊。其实不然，抚松县第六任县知事、晚清举人出身的由升堂，才是抚松县所有任职官员中最有学问之人。

“闯关东”的山东老人都知道一句谚语：“黄县嘴子，蓬莱腿子，掖县鬼子”，是说山东沿海一带的人头脑灵活，巧于周旋，能说会道，与山东受儒家影响至深的“讷于言”的传统君子认知形象大不一样。由升堂就是山东黄县人，口齿伶俐，胆识过人，应变能力强。他是在抚松县第五任县知事汤信臣被破城的土匪打死，抚松县城一片狼藉的情况下临危赴任的。关于他在抚松县任职期间最有名的一段佳话是：他为了提高抚松当地人参参价，发展抚松经济，狠狠打击了不法投机商。因此当他第一次离任抚松县的时候，有几个土豪凑在一起，送了他一幅只有上句的对联：“虎去山还在”，意在向由升堂示威，不料，由升堂当即挥笔写下下句对联：“山在虎还来。”后来六年后，由升堂果然又来抚松任职，奸商们听说后无不望风披靡。这段佳话老抚松县人无人不知，颇有古代清官遗风。

民国版《抚松县志》记：“由升堂，字竹亭，山东黄县人，前清乙酉举人，民国三年七月任。公正廉明，果勇有为，其学业道德尤足令人崇仰。”他在来抚松之前，曾任德惠县第四任知事，他也是德惠县建县前的勘界委员。另有资料显示，由升堂，字仲贤，号阜垣，清掖县人。还有资料说他原名叫由培筠。其实这都是指同一人，但为什么他的名、字、原藉，都有不同的说法，尚待考证。

由升堂还任过陕西河洛道尹，冀鲁豫副巡阅使、吴佩孚秘书长等职。因其为官清正，耿直不阿，被吴佩孚(年—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戏称为“犟由”。年直奉战争吴佩孚败北，他亦卸任回乡，重新回归文人本色。他的书画艺术达到极高水准，与丁佛言、王叔鹤等并称“黄县八大家”。（丁佛言是近代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书法作品为国粹，据说司徒雷登先生归国前，欲出20万元美金，收藏丁佛言的遗墨和著书手稿，托人代为说合，遭拒绝，建国后家人把他的作品捐献国家。）他的儿子叫由诺山，与写作《长白山江冈志略》的刘建封同为民国青岛少海书画社成员。由诺山有位幼女原名济光，年生于济南，是丁佛言的外甥女，后过继给丁佛言为女，更名丁孝佐，也是位书法家。

由升堂在任陕西河洛道尹期间，在汉代函古关遗址（洛阳新安县）关楼西门门洞留下了他的亲笔题字：“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船楼”。抚松县人来到此地旅游时，不妨去瞻仰一下他的墨迹，这是抚松县人在中华文明发祥地河洛中原地区留下的珍贵印迹。

（六）一个抚松人眼中的嘎达梅林

抚松县人第一位出去做县长的人是谁？他叫金玉声。民国版《抚松县志》是这样记载的：“金玉声，字振之，本县松树镇人，初入本县小学校，继入宽甸师范学校毕业，曾充本县第一小学校教员。有志大成，不甘小就，遂赴北京考入中国大学，刻苦自励，明敏有才，毕业后充营口盐运使署秘书，现任辽源县知事。”

由此可知，这位辽源县长金玉声是土生土长的抚松县人，家住松树镇，后松树镇划归临江县管辖，所以在满洲国版《临江县志》中也有他的介绍，书写内容大同小异。他考入的北平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创立的私立学校，宋教仁、黄兴任第一二任校长，校友中名人有李兆麟、任仲夷等。当时的辽源县是今天的双辽市，政府所在地郑家屯，是吉、辽、内蒙交界处。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这里曾发生震惊中外的郑家屯事件，这是指年8月13日，日本部队由于与奉军二十八师二十八团团部之间发生冲突，造成了不小伤亡的事件。经过段祺瑞政府、奉系军阀与日方双方长时间的交涉，事件最后以奉系军阀接受日方的一些条件而结束。

金玉声是“九一八”之前开始担任辽源县长的，他遇到的麻烦虽是内政，不象郑家屯事件那样牵涉到中日关系，却也是颇为头疼的事件，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嘎达梅林起义。

当时，在地方官员眼里，嘎达梅林是反叛王爷的逆臣；从民国政府角度看，嘎达梅林是不履行“移民实边”政策的顽匪。只有底层受压迫人民，才将嘎达梅林视为反抗暴政的英雄。

民国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辽源县长金玉声密禀呈文：“……上年，因蒙民反对放荒，曾在温都王府押起代表数名，其中有一孟姓者，越狱逃出。次人以前曾在蒙古兵营充当营长，逃出后遂召集多数蒙人，在西夹荒一带逃窜。县长恐其窜到辽源，时加防备，并呈报省政府及警务处，此股匪人声势颇大，且煽动西夹荒蒙民，拟行抗拒放荒，如不设法速行剿捕，或加以招抚，恐成巨患。”

这段呈文透露出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呢？首先，孟姓者指有名的嘎达梅林，他的汉语名字叫孟业喜或孟庆山，他正领导蒙民发动反对出荒的“独贵龙”运动。后来的结局大家很清楚：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手下李守信团出兵围剿，起义失败，嘎达梅林被砍头。这份呈文对上面的出兵镇压决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现已不得而知。

镇压起义五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入关内，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嘎达梅林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张学良的牧垦草原的计划被延迟。嘎达梅林的起义是为了保护蒙古牧民的利益，而放垦对今天最大的危害是对环境的破坏，由于短视和无知，人们对草原的放垦并未因嘎达梅林的起义而停止。光是科尔沁草原就“出荒”十一次。今天大部分草原都已沙化，成为“科尔沁沙地”。

金玉声后来的情况已很难查到，可能他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那个乱世中，他“有志大成，不甘小就”，他“刻苦自励，明敏有才”，而拼命努力的结果却是他无意中成了镇压人民起义的帮凶，“九一八”之后还要面临是否作汉奸的两难选择。可能对于他而言，他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是不去做官，就在抚松县做一名普通教师，也许更能让他内心得到安宁。